林氏此论，对太炎加遗一矢，盖含有报复性质，太炎对林夙尝轻鄙也。其《与人论文书》（清末所作）有云：“并世所见，王栽四芫⊙牛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（萧穆犹未能尽俗）。下流所仰，乃在严复、林纾之徒。复辞气虽饬，气体比于制举，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。纾视复又弥下，辞无涓选，精采杂污，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。失欲物其体势，视若蔽尘，笑若龋齿，行若曲肩，自以为妍，而只益其丑也。与蒲松龄相次，自饰其辞，而只敬之，曰此真司马迁、班固之言（纾自云：日以左、国、史、汉、庄、骚教人，未知其所教者何语也。以数公名最高，援以自重，然曩日金人瑞辈亦非不举此自标，盖以猥俗评选之见而论六艺诸子之文，听其发言，知其鄙倍矣。纾弟子记师言，援吴汝纶语以为重。汝纶既殁，其言有无不可知，观吴汝纶所为文辞，不应与纾同其缪妄，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）。若然者，既不能雅，又不能俗，即复不能比于吴蜀六士矣。”盖贬斥林氏如是。至《雅俗之辨》，则有云：“徒论辞气，太上则雅，其次独贵俗耳。俗者谓土地所生习（《地官》大司徒注），婚姻丧纪旧所行也（《天官》大宰注），非猥鄙之谓。孙卿云：‘有雅儒者，有俗儒者。’李斯云：‘随俗雅化。’夫以俗为缦白，雅乃继起以施章采，致文质不相畔。世有辞言袭常，而不善故训，不綦文理，不致隆高者，然亦自有友纪，窕儇侧媚之辞，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，是能俗者也。”吴蜀六士谓八家中之宋六家，欧阳曾王三苏也。太炎讥其“志不师古，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。”又云：“仆重汪中，未尝薄姚鼐、张惠言，姚张所法，上不过唐宋，然视吴蜀六士为谨（夸言稍少，此近代文所长。若恽敬之恣，龚自珍之儇，则不可同论）。仆视此虽与宋祁、司马光等，要之文能循俗，后生以是为法，犹有坛宇，不下堕于猥言酿辞，兹所以无废也。”是桐城之文，虽非所深许，然以为有可取而不薄之，特视林为不足依傍桐城，更无论司马迁辈矣。
太炎此篇，更论及小说云：“小说者，列在九流十家，不可妄作。上者宋钅开著书，上说下教，其意犹与黄老相似，晚世已失其守。其次曲道、人物、风俗、学术、方技，史官所不能志，诸子所不能录者，比于拾遗故可尚也（宋人笔记，尚多如此，犹有江左遗意）。其下或及神怪，时有目睹，不乃得之风听，而不刻意构画其事，其辞坦迤，淡乎若无味，恬然若无事者，《搜神记》《幽明录》之伦，亦以可贵。唐人始造意为巫蛊窿衤糁言（苻秦王嘉作《拾遗记》，已造其端。嘉本道士，不足论，唐时士人乃多为之），晚世宗之，亦自以小说名，固非其实。夫蒲松龄、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，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。”溯小说之古体，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，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，所见不免太固。古小说文字本简质，后经演化，体裁浸多，领域甚广，附庸蔚为大国，在文学上成一重镇，虽优劣不一，未宜一概抹杀。蒲氏《聊斋志异》，自有其文学价值，其中描写，涉于猥亵，固是一疵，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，不可废也（所著小说，并有《醒世姻缘传》一种，亦为有价值之作，以太炎之论衡之，更不得以小说署矣）。林氏宗尚桐城，于古文致力甚勤，然非有过绝流辈之诣，特移译外国小说，成绩足称（自撰之小说，则少精神，难相副）。
俞氏《春在堂随笔》卷八云：“纪文达公尝言：‘《聊斋志异》一书，才子之笔，非著书者之笔也。’先君子亦言：‘蒲留仙，才人也，其所藻绘，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。’若纪文达《阅微草堂》五种，专为劝惩起见，叙事简，说理透，不屑于描头画角，非留仙所及。余著《右台仙馆笔记》，以《阅微》为法，而不袭《聊斋》笔意，秉先君子之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