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赖一个样。
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，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。
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，越来越丧失活力。
而在生活里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，由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所引发的不便，以及由价格体系动摇传来的震荡。
毫无疑问，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。
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，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，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。
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，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，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。
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。
继宁卫民之后，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，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。
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。
于是，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，返城知青有了“待业青年”的雅号。
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。
无论坐公共汽车、上街买东西，澡堂子洗澡，洗发店里理发，照相馆照相，还是饭馆里吃饭。
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，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。
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，无论前门大街、大栅栏、鲜鱼口、还是打磨厂。
作为京城的闹市区，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。
而八大员们的工作态度，当然因此变得更加粗暴和恶劣。
本来还算可以的社会秩序也因为无所事事的青壮年越来越多，变得重新混乱起来。
在京城的任何角落，每天都在发生争吵，甚至是动手干仗的情况。
偏偏就在这个时期，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，开始松动了。